时间：2022-12-09 14:33:24 | 浏览：103
如果你无法沟通，就像在黑暗中对女孩抛媚眼，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能力，但必须能表达出来。
——沃伦·巴菲特
5月的上海还是一片寂静，但掩盖不住的是舆论的喧嚣。《经济学人》等外媒上，“外资撤出中国”的论调不绝于耳。
潘中宁却说了一个数据：
“我们做了仔细的研究，从去年年中到今年一季度，投中国的海外共同基金，撤资比例只有2%-4%，很少。怀疑居多，但真正用脚投票的很少……这和我们的常识完全不一样，也说明思考这个世界绝不能人云亦云，不能只看新闻记者的报道，还是要有深度的、系统性的研究。”
用数据说话，是潘中宁和海外投资人的沟通法则之一。
“我在过去几个月不停地和西方投资人沟通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疫情。我们举了两组数据，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封城相比，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，上海这次疫情的负面作用小于武汉疫情，无论是从工业生产总值还是社会零售额的角度看，都比武汉那次要弱。”
近两年，逆全球化、去中国化似乎是海外投资人的“共识”。但潘中宁却认为，全球化一定会继续进行。
“我们之前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，中国生产、全球销售，这只是国际化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。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，是全球生产、全球销售、全球研发、全球品牌。”
“反共识”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全球化的视野，在潘中宁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1、与典型的“研究员-基金经理”的成长路线不同，潘中宁的经历十分“折腾”：
最初读电力工程的他，毕业后在电厂工作两年后，又读了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，并在1998年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——君安证券从事投行工作。2001年，潘中宁加入联合证券新组建的资产管理部，启动了投资生涯。至此，他已经完成了电力工程师-投行-投资组合经理的转变。
但这对于潘中宁而言，仅仅是一个开始。
2005年，潘中宁毅然辞去工作，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读MBA。毕业后加入当时在美国互联网研究排名第一的券商Morgan Keegan做互联网研究。2007年，他加入加拿大最大的保险集团Manulife（宏利金融集团），在香港办公室参与管理中国市场的投资。
在香港这个为中西文化架起桥梁的城市，潘中宁一呆就是4年，这让他对于外资有了更深刻的认知：
“随着对外资的深入了解，我逐渐发现虽然外资在很多方面有优势，比如架构非常专业化、考虑问题较长远、钱也比较多，但是很多外资对中国的理解缺乏真正的深度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对世界的认知过于站在旧的思考框架上。”
于是，潘中宁决定离开，去一家对中国有深度了解、同时具备全球视野的机构。
2、2013年，潘中宁加入华夏基金。彼时，华夏基金管理的海外投中国的主动权益资金不到2亿美元，经过10年的努力，主动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。从份额上看，如今华夏基金的海外投中国的业务，估计占中国公募基金的25%。
“我们从最开始管一些亚洲政府的钱，到现在管全球的钱。我们不仅管理亚洲不少主权基金的钱，还有欧美的长钱。”
潘中宁现任华夏基金国际投资部、国际业务部行政负责人、公司ESG业务委员会主席，他的团队主要管理海外资金，同时也管理境内的公募产品和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金。丰富的经历加上有历史格局的思考，也让他获得了亮眼的业绩：
以其管理的公募产品华夏潜龙精选为例，自2018年9月27日任职以来，该产品已经获得了95.29%的总回报，年化达19.38%。（来源：WIND，截至2022年7月5日）
3、管理海外的钱，如何向海外投资人传达投资观点是有挑战的，不仅语言上存在障碍，截然不同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都是一道道天堑。
沟通离不开对全球文化、历史的了解。潘中宁非常喜欢看文史哲的书，最近，他在重读德国哲学家马克斯·韦伯所著的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也刚看完由中青年学者施展写的《枢纽》、张笑宇写的《商贸与文明》等一系列书，通过新的全球史视野下，重新理解传统中化文明的历史和背后的逻辑。
“和全球的长钱打交道，一定要有历史感，要懂得不同的文化，看问题的角度才会不一样。”潘中宁说。
在对话中，潘中宁透露了讲好一个中国投资故事的秘诀：一是用数据说话，二是共情。
“老是说自己的优势未必效果好。但是你跟投资者讲，中国人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绿色，更加普惠，如何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，这更能够产生共情。”
潘中宁身上，兼具理科生的理性逻辑思考与文史哲学者的大局观。和他的对话不仅关于投资，更是一场关于全球历史、政治、文化的头脑风暴……
以下是聪明投资者与潘中宁交流的精彩全文，分享给大家。
聪投：聊聊你的从业经历？
潘中宁：我1998年加入证券行业。从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刚毕业，我就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——君安证券，从事投资银行工作。
工作几年之后，我逐渐意识到相比做投行，自己对投资本身的兴趣更浓，因为投行是一个服务行业，服务于公司，不管这公司优秀与否。但是投资不一样，投资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。研究、跟随、学习这些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，并且和他们一起成长，是我个人的兴趣。
2001年，我刚好有机会加入联合证券新组建的资产管理部，启动了投资生涯。
2001年我做的是一个并购策略，当时许多并购并不是以提高效率为主，而是用来实现资本的短期价值。大家都是想着赚一波钱然后逃顶。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投资策略有道德上的瑕疵。虽然从哲学角度看，一切都是周期，但是从投资上看，我希望去做长期投资，分享企业的长期增长。用今天通俗的话说，就是要赚EPS的钱，不是赚估值波动的钱。
2002年我开始对自己的投资策略做了非常大的转型。这个策略从那时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。我非常幸运，2002年我就管理超过8亿人民币的机构资金，采取投资蓝筹股策略。2003年就碰到了五朵金花大行情，煤电油运和工程机械。
随着我对投资越来越了解、经历越来越丰富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眼界还不够。因此2004年我决定去美国读书，2005年初就开始到美国读MBA，当时在Georgetown大学读的MBA，同时也非常幸运能在美国投行实习，做互联网公司的研究。
2006年我开始研究全球最优秀的互联网、云计算以及消费品公司，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Salesforce、Apple等，这些当年研究的公司对我后来的投资生涯有很大的帮助。
2007年，金融危机的前夜，我成功入职全球大型金融机构——加拿大最大保险集团Manulife（宏利金融）。我被派到香港，从事大中华股票投资和研究工作。
2007-2012年，我一直在Manulife管海外的钱投资中国。随着对外资的深入了解，我逐渐发现虽然外资在很多方面有优势，比如架构非常专业化、考虑问题较长远、钱也比较多，但是不少外资对中国的理解缺乏真正的深度，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对世界的认知存在一些旧的思考框架的偏见。
聪投：那时候外资对中国的认知如何？
潘中宁：第一，大部分西方人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兴市场。比如Manulife，是以北美为中心的资产管理公司，北美以外他们都叫International，Asia Pacific是International的一部分，China又只是Asia Pacific的一部分。他们没有把China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。
第二，对中国的很多问题简单标签化。大部分投资中国的老外缺乏对中国的第一手了解，即使生活在香港、上海，看的也是CNBC、CNN，和中国的企业家、消费者等各种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体交流不够深入。
以西方的框架来认识中国问题，我认为不够全面。当时大部分的外资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，让自己的思维框架变得更灵活。他们还是过于强调自己固有的认知体系，以成熟市场的经验来思考在各方面快速变化的中国。
因此我那时决定离开，去一家对中国有深度了解、同时具备全球视野的机构。2013年，我有幸加入华夏基金。当时我们管理的海外投中国的主动管理资金不到2亿美元，现在过去了快10年，主动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。
我们从最开始管一些亚洲政府的钱，到现在管全球的钱，我们不仅管理亚洲的主权基金的钱，还管理不少欧美的长期资金。
华夏基金作为一个本土基金公司，能够将海外投中国的业务做到全中国公募基金25%的份额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。绝大多数中外合资、外商独资基金公司的国际业务目前都处于发展初期。
聪投：在推广ESG基金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，如何解决？
潘中宁：2017-2018年我们推广ESG时，有两个最大的困难：
第一，在国内基金公司里做ESG的研究和投资，是非常有挑战的。
比如，一个上市公司丑闻出来后股价大跌，如果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，并且会对公司造成长期损害，从ESG的角度我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投资这个公司，但
